從霞公府家中出來步行十多分鐘，去中山公園打太極拳、練氣功 ,是這一帶居民的健康生活方式，如同半個多世紀以前的老舍先生，他也是從北京文藝聯合會（今霞公府所在地）出來，每天堅持去中山公園練太極氣功。霞公府身旁的中山公園不僅是京城一處知名的旅游景點，也是中國近代群英匯聚的文化圣地。這座百年名園曾激發了無數文人墨客的創作靈感，它的魅力至今經久不衰。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來中山公園的游客，有不少是專為茶座而來的，形成了一道靚麗的風華盛景。中山公園有各種類型的茶座，無論男女老少，上至總統，下至平民，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地方。有人曾說：“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北平，北平頂好的地方是公園（即中山公園），公園中最舒適的是茶座。”中山公園中受游客喜愛的茶座主要有四家，從時人的調侃中，我們便能看出四大茶座各自不同的特色。“來今雨軒是國務院”，因為政界要人閑暇時常在此碰頭，也總能見到文化界名人、大學教授駐足于此；“長美軒是五方元音”，這里的客人是三教九流，茶點引人垂涎，物美價廉；“春明館是老人堂”，老人們在此下圍棋、鑒賞古董，一坐就是大半天；“柏斯馨是青年會”，這里是洋派人物、摩登愛侶說情話的地方，賣的是西式茶點，即咖啡、荷蘭水、冰淇淋等。
魯迅先生是中山公園的常客。中山公園建成開放（1914年）后的十多年間，魯迅先生多次來園，在《魯迅日記》中就記載了60次，特別是1926年7月6日到8月9日幾乎每天下午來園，多是飲茶、交談、閱報、參觀展覽，也進行小說創作和翻譯。例如1924年5月30日的日記中記載：“遇許欽文，邀之至中央公園飲茗”（中山公園當時稱中央公園），他們這次交談的內容就是討論小說創作問題。魯迅先生還在來今雨軒的茶座中與齊壽山合譯荷蘭童話小說《小約翰》一書。張恨水（中國著名章回小說家）也常常光顧來今雨軒的后院茶座，《啼笑因緣》便是創作于此。林徽因在其文學創作的高峰期更是經常來到這里。另外，朱自清、沈從文、老舍、齊白石等我國近現代著名的文學家、藝術家也都曾在這里留下身影。
不僅文人墨客在日記中多次提及中山公園，胡適等一批北大教授也對這座公園表現出非同一般的青睞。胡適在任職北大期間經常來園，或與北大的同事結伴，或與學生同游。如“民國”十年九月十五日，這一天正是中秋前夕，《胡適的日記》中寫道：“作《章實齋年譜》，至夜八時，見月色撩人，就獨自去游公園，進園后，遇一涵、慰慈、文伯、淮鐘。同到水榭后石角上，喝茶高談。月色甚好，念明天是中秋，不知有此好月否?”據《胡適與當代史學家》稱：“后來錢穆先生在北大教書時，也常去中央公園。”而錢穆先生的《師友雜憶》也有關于友人相會于中山公園的記載。謝興堯先生在其《中山公園的茶座》一文中記載了錢玄同先生與傅斯年先生在中山公園喝茶的場景：“有兩位也時常
在長美軒茶座上的，是錢玄同和傅斯年，不過他兩人比較特別，總是獨自一人，仰天而坐，不約同伴，不招呼人。”為何北大教授們對這座公園如此情有獨鐘？首先，當時北大的校舍分散于中山公園附近，且先生們也住在學校附近，為他們來園提供了莫大方便；其次，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文人集會的傳統，在此傳統影響下，北大的教授們課余之際常常在此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或討論學術問題，或關切國家命運。
在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眼中，中山公園的價值已經遠遠超過它的建造初衷。他們對中山公園寄予厚望，希望能通過這座公園向人民群眾普及先進的知識、科學的觀念，傳播西方的文化和藝術，啟迪民智，陶冶情操，激發他們的愛國之情和民族精神。而文學創作、商討國事、舉辦社團和展覽，是知識分子階層力所能及的振興民族、愛國報國的手段。名噪一時的文人在中山公園的活動是一道獨特而亮麗的風景線。
霞公府所在的紫禁城周邊是近代中國思想啟蒙的核心要地，不僅有中山公園，也有群英匯聚的歐美同學會（馬克思資本論翻譯地），有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今天霞公府所在地），還有傳統悠久的商務印書館和三聯韜奮書店......生活在王府井霞公府，當你閑暇之余或不經意間都會發現這里的精神之美。從元大都開始興建至今，過去的七百多年中，霞公府所在的王府井大街一直作為北京的文化中心和商業金街，交通、教育、政務、商業、文娛休閑等生活配套設施都已盡善盡美。鄰紫禁城、中山公園，老北京純正的歷史文化與王者風骨縈繞身邊，居王府井、霞公府，無論物質生活還是精神生活都已臻于化境。
關于霞公府：霞公府是建造在北京紫禁城旁的頂級人文宅邸，身處有七百多年歷史的王府井文化商業街區。霞公府名稱沿用晚清貴族載霞府邸舊名。其建筑規劃由實力雄厚的中元國際工程公司完成，室內設計邀請了著名的“新裝飾主義”領軍人邱德光先生主持。霞公府定位于為巔峰人士提供在中國經濟文化核心區域的頂級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將為您提供一個充滿文化內涵和頂級生活品質的溫馨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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